财政部税警总团(二

经常看到这里的一些朋友为究竟谁抗战了而争执不休,在辱没了我们共同的先烈之后,纷纷侮辱对方的先人。然而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却很少看见双方拿得出扎实有力的历史依据,即便那些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把吹上天的人,也很难准确地说对一两点历史细节。不觉得这种事情有趣,只觉得这样的现象是一种悲哀。

因为身在外地,无法把自己读过的一些东西与大家分享,只好从网上转一些帖子,用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为助与注,和大家共同去认识什么叫“全民族的抗战”。

该贴是这个系列中的第一篇吧,转他的原因是因为该贴的作者在文中所运用的手法是那么的“历史”。或许,读了这样的帖子,对我如何看待历史、评价历史,运用史料,会有一定的帮助。虽然我不认同原贴作者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认定该贴的确是谈论历史的好帖子。除标题外,未对原贴做任何改动。

最后想说,这样的帖子是很难让浮躁的人一下子看下去、看明白的。但是,当你看不明白的时候,请先考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我至今也无法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我绝不会抱怨爱因斯坦为什么写的那么不通俗,因为我知道,那是科学论述,而不是小说或者幼教读物。

关于税警总团成立的准确时间目前尚未查到正式资料,但根据原新38师老军医薛庆煜编的孙立人年谱以及内政部警政署保安第三总队队史(网页资料,未见原件),等资料,估计可能是1930年10月。

成立伊始,在宋部长的偏好和热情倡导下,税警总团积极效仿美国财税武装组织体系,仍按陆军编制装备、训练、执勤。由于身为财神爷的门生,加之洋人买办为了能够在华获得较为稳定的投资环境,八国银行集团也利用盐税的余额经费对税警有所拨款,因而总团一开始就天资独厚,得到了最优良的装备,器械素质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央最精锐的陆军主力师。据老牌德火代理商丁福成老先生回忆,1930年10月财政部宋部长亲自签约,一次性就为税警总团购进了批量的德国测距仪、炮队镜、瞄准镜、望远镜等等先进的军用光学仪器。税警总团还被认为是当时国内最先装备有师属战车(英制vickers-carden-loyd轻型两栖战车)队的单位(之一?),但据总团的作战纪录和黄杰将军的资料,这种认为似乎颇为牵强。

历来国府装甲部队史中有一种说法,认为1929年3月陆军第一支装甲部队“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第一任队长张杰英中校,实际上也是一支师属战车部队)建立时,从税警总团手中接受了18辆vickers-carden-loyd。笔者对此甚感疑惑,其一:税警总团当时可能尚未成立,即便成立了也是初始阶段,阔气到一下子给出18辆英国战车的可能性甚小;其二:当时向外定购装备主要由财政部负责。个人认为,历来许多人都倾向将财政部—宋子文—税警总团混为一谈,本来战车由财政部购进后再拨给教导第一师顺理成章,但把税警总团视为宋子文的亲兵,再把宋先生视为财政部的化身,因而将正规渠道调拨的战车当成是从总团身上挤出的油水也就合情合理了。不过,战车运到后先让总团开开眼界,再交给有关单位也是可能的;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初财政部确实有意将总团装甲化,但未能得到政府点头,故将装甲车交还政府调配。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税警总团的装备、经费、待遇远比其他军事或准军事单位特殊。

税警总团建立以后,首任总团长是美国西点军校1915级的高材生王赓;从有关资料分析,总团初成立时驻在上海,总团部设于徐家汇,下属三个分团,第一分团(团长赵君迈)驻徐家汇,第二分团(团长古鼎华)驻南翔,第三分团(团长张远南,1.28后由莫雄旧部刘天绍接任)驻闸北。总团还建有直辖的特务连、工兵连、通信连、迫击炮连、卫生队。由于总团配有德国装备,当时还有8名德国顾问。

此后总团的架构迅速扩大,不久就设有自己的医院(到1931年还扩大成总医院)、修械所、迫击炮营、炮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等等单位,并含有号称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军医处、顾问处、政训处,后两处是一般陆军师没有的)的管理单元,整个设置比一般的步兵师还齐全得多。显眼齐备的架构加上不断扩充的意向,难免使得宋子文先生长期被人怀疑可能有建立自己的御林军的野心,甚至有人认为宋部长积极筹划兵变。这种看法也并非毫无道理:首先,税警总团作为装备一流的武装组织,却不受国家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节制;再则盐务军警是否有必要以比国防主力师还健全的架构建设,确实令人颇有质疑;况且根据中国的传统,上下几千年的掌勺者或有志掌勺者,都对军事具有特别的兴趣以及过人的敏感,不少甚至连正步或齐步都分得不太清楚的名人,同样渴望能有显赫的军功流芳百世。

无论宋部长成立税警总团的初衷如何,有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税警总团标新立异,还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训练,试图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鹤立鸡群,无论其效果如何,首先就肯定令人非常看不顺眼,加之总团的官佐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之间开口就是洋文,更加使得旁人无形中感到自卑,进而将这些海归军官视为异类。这种情形为总团以后变迁中不同出身的干部之间的彼此信任带来了隐忧,这点可以在孙立人将军以后的回忆口吻中明显感觉出来。

有关总团早期的训练以及执勤的情况目前尚难查证,可能大方向是以美国陆军的训练为蓝本,德国顾问主要负责装备器械的使用、保养等方面的指导。虽然王赓总团长具有优秀的美国教育背景和长期的美式文化习惯,但同样首当其冲地要面临一个:自从晚清开始直至今天仍然根深蒂固的、海归后如何在巨大的环境、物质、人际差异条件下施展才华的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甚至使得30年代的一名留学现代航空的饱学之士自恨报国无门,怒投扬子江。从零星的资料看来,王总团长回国后并没有享有或者没有很好利用人尽其才的境遇,因而目前公认税警总团自建立伊始就系国府武装精锐的看法值得大打折扣,人浮于事、勾心斗角甚至贪污腐化的风气可能是避免不了的。据莫雄先生的回忆:他任代总团长时,军需处处长就曾经诱劝他趁司令部每月有几百万(?)的大洋过手“捞一把”。不过话又说回来,考虑到莫老先生的江湖背景以及回忆时的环境,这种说法是否有夸大成分就值得推敲了。

王赓(1895-1942),江苏无锡人,1911年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先后曾在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后转入西点。王赓在西点期间一贯成绩优秀,并热心帮助其他人,颇得同学赞誉,1918年以全级137名士官生中排名第12毕业。

王赓回国后任职北洋陆军部,曾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随陆徵祥参加巴黎和会;后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并晋升少将,还担任过先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部参谋长,敌前炮兵司令,铁甲车司令等等军职。许多人认为王赓没有带兵和实战的经验,纯属书院培养出来的那种面无血色,从来找不到合身的来掩盖纤瘦羸弱体格的士官,这种说法颇得原第十九路军的几位主官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认同,这几位抗日元老曾在政协中地位显赫,教科书和主旋律文化甚至将所有1.28淞沪抗战的光彩全部归功于他们。但据普林斯顿大学的档案记载,王赓任孙传芳的炮兵司令时,自己就带领了一个炮旅,直至孙大帅彻底战败之后都还维持了几个月。1.28沪战中王赓曾多次亲自协助或指挥第十九路军的炮兵射击。

可能由于共同的美国教育背景和对现代管理的认识,王赓和宋子文先生私交颇为投契,宋担任财政部长后便很快启用王赓,1928年后王赓先任财政部淮北盐务缉私局局长,税警总团成立后即任总团长。笔者虽然对税警总团一成立就成为国府武装劲旅的看法有点怀疑,但从该部参加1.28的记录来看(尤其是古团),这支部队平时的训练似乎并没有松懈。

据后来成为军事调查统计局情报官员的沈醉先生在解放后那篇使他一举成名的文史巨作中称:“在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便有一个旅长王赓和死去了的名诗人徐志摩的爱人陆小曼闹恋爱,陆当时为上海的红舞女,王追求陆挥金如土,最后因无钱可花,带着地图去投日本人…”。沈先生的记叙很是通俗幽默,推断也颇称大胆果敢;但据查证,王赓1920年娶陆小曼为妻,1925年夫妇正式离婚。1926年陆小曼女士再嫁徐志摩(当时报纸曾有醒目的大标题:“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陆小曼虽算不得名门闺秀(父亲是外交官),但却受过良好教育,红牌舞女似乎空穴来风。1.28沪战期间陆小曼正卧病深居四明村。王赓的婚姻不幸后来竟然成为某些艳情文人津津乐道的想象题材。

十九路军几位主官的回忆则认为:“…散会后王取去十九路军布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王(赓)当晚跑到租界舞厅跳舞,被日军侦之,将王逮捕(?),搜去军事文件…王赓与美帝特务有勾结…”,并认为这是政府破坏淞沪抗战的另一罪证。抗日老英雄,结论掷地有声,极具权威性,立场也够鲜明,然而似乎使人感到缺乏有说服力的事证根据。

王赓被捕后,税警总团由莫雄代理总团长,莫雄先生的回忆中提到:“…王赓穿着一套笔挺的黑西装,打着时髦的领带,乘三轮摩托车到了日本租界美国大使馆,出来后到“理查”饭店…不料饭店已为日本人据为陆战队司令部。由于王有深度近视,以至走到门口见守卫的是日本兵时才大吃一惊,他不知所措,还要从饭店的另一面门口进去,当他发现所有门口均为日军守卫时才恍然大悟…结果引起日军怀疑追捕,在理查饭店厨房的案板台下将其抓获。”不过,莫老先生比较客观,声明这是宋子文的“干将”唐海安告诉他的;也没有作出王赓向日军献地图或是破坏淞沪抗战等等断言,相反却提到王赓在事前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地图等物交付给他(莫当时是税警总团的总参议),自己只留下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

无论如何,王赓误闯敌区(有说是奉宋子文的令到美国大使馆)起码是失职的表现,据陆小曼再据她的母亲告诉她(王赓虽和陆小曼离婚,但一直和自己的前岳母关系良好,时有探望):当年政府为了查证王赓是否叛国,曾仔细地找过美国领事馆、理查饭店以及租界巡捕房核实有关人证物证,结果似乎没有发现王赓有通敌或者泄漏情报的证据。最后政府以擅离防地、玩忽职守的罪名对王判刑两年。由于王赓事件当时在社会影响极大,是的焦点,想来当时的政府在处理这件案子时应该不敢有任何草率或偏颇。

出狱后,王赓先曾在铁道部任职,1937年11月任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在抗战期间为战略物资从滇缅公路的内运埋头苦干,1942年3月为政府赴美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在途中旧病复发,4月于开罗逝世,终年47岁。王赓逝世后,被北非盟军以厚礼葬于开罗市郊英军公墓。

1.28沪战结束,“淞沪协定”签订以后,税警总团奉财政部命令调往淞江、青浦一带整顿,以后总部调驻海州。

海州是“淮盐”的产销中心,历来黑道和,借私盐饱发横财,当地政府官员要么被拉下水,要么不敢作声,据说黑道甚至猖獗到明目张胆地用机关枪扫射当地驻军独立第6师师部,被打的一方还不敢还击;私盐船队公开浩浩荡荡,阅兵似的通过海关。

新任税警总团代理总团长的莫雄中将(军衔非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后授予)系的行伍元老,有笃实的黑白两道江湖背景。总团调往海州后,莫总团长自然容不得地方势力在他老的眼皮子下胡作非为。1932年9月,莫先生自持税警总团战力强大,在参谋长蒋汉槎(保定生,蒋百里的侄子)以及德国顾问的佐助之下,大举围剿当地武装盐枭等黑道势力,最后将官匪首恶80余人公开问斩,此后海州才又逐渐恢复秩序。自此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海州一直都是总团的大本营基地。

海州的稳定为税警总团的训练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总团扩充到了4个分团,后来在战史中大名鼎鼎的孙立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调到总团的。孙氏原系美国维吉利亚军校毕业生,先在国府军委会宪兵教导总队任职,后因和官长不合赋闲,1932年10月5日由诺维奇军校毕业的税警总团第1分团团长赵君迈介绍,调入总团,先任总团特科兵团团长,但很快特科兵团撤改扩充为总团的第4分团,孙即任第4分团团长。据莫雄介绍,当时总团的编制为每个班有14人,配有班用机抢1挺;6个班为一排;三个排一连,每连士兵竟达252人,几乎相当甲种师的两个连;4个连为一营(其中可能有1个重机枪连,有24式水冷重机6挺)营属炮排一个,配备60mm迫击炮两门;每个分团有3个营,合计有约5000余战斗员;资料还显示当时总团的许多战术单位都配备了原装新式的毛瑟19247.92步骑枪(即中正式的爸爸)。莫雄还称:总团直属有高炮营(欧力根防空机炮6门?)、山炮营、特务营、通信营、辎重营、卫生营;还有一个专门负责警卫总团司令部的连(可能战时还负责督战)。当时的总团全部兵力达到3万余人,如果莫雄的记叙属实,当时税警总团的兵力比两个满员的甲种步兵师还要强(这个建制在后来中央接管税警总团后有所变化)。据说,总团还曾一次性就得到美国援助足够3个团驻扎用的活动木制营房。

1932年12月,原清华大学校长、宪兵司令部副司令、中国最早的西点军校生(1905级)温应星将军接替莫雄任税警总团总团长,温将军更加注重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还增设了工兵连,由1928级的西点军校生王之任连长。这个工兵连迅速于1933年2月扩充为工兵营,并成为当时中队中设备最先进,技术最优秀的工兵单位。在此期间,税警总团的训练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曾在南昌行营的全队射击比赛中囊括团体和个人多项冠军。

1933年2月热河事件发生,政府备战,税警总团奉令调守京沪,各团分驻在京沪铁路沿线,并加强军事训练,还临时成立了特种兵器训练班,加强全总团的炮火和重机枪训练。据莫雄说,1933年夏秋之间(当时莫雄已离开税警总团),宋子文令温应星率税警总团乘车北上北平,准备联合张学良“发动”(?在北平搞??),部队抵达郑州时被河南省主席刘峙注意,电告蒋先生,蒋随即电令温应星:没有军委会的命令,任何部队不得私自调动,火速返回原驻地待命。不过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简直就是爆炸性的新闻),如果确实的话,应该值得史学家们大加考证研究。

由于宋子文和蒋先生在财政拨款以及剿共问题上意见不合,1933年4月10日辞去财政部长职务,由孔祥熙继任,从此税警总团在建设和调遣方面更加向军委会靠拢。

1933年10月,税警总团奉军委会命令入赣剿共,接受第6路军节制,但第一分团(赵君迈团)之前被财政部改为两淮缉私队,未随主力入赣,货真价实地搞起缉私的业务来。总团在赣期间主要担负护路与构筑碉堡的任务。12月,第19路军发动“闽变”时,红军曾向永丰地区攻击,被税警击退,据说总团的孙立人团曾以一团的兵力接替83师(刘勘部)一个师的防区,迫使红军放弃进攻七琴。

税警总团参加剿共的部队于1934年年底调回海州,不久,赵君迈的两淮缉私队又恢复回总团第一分团。此一段时间总团除了4个分团外,据说还有十个独立的步兵营。总团虽然仍由财政部直接拨款,但本来一直就已很少从务缉私“正业”,此后更带着比野战部队优裕的待遇向野战部队大踏步迈进。缉私的税警任务,则完全交由其他地方性的税务担任,不少原来如假包换的缉私税警大队总队等等也就不断扩充,纷纷竖起了税警总团的旗帜,比如苏北税警总团、两淮税警总团、财政部税警三总团等等,还有许多各地的税警“总团”,从而使得后人经常一头雾水;抗战期间和新四军干架的陈泰运的那个税警总团,就是属于由这类地方性的税警改编而成;又比如黄埔一期的张君嵩,就连《九千将领》也误记为税警总团团长,实际上张担任过的是广东财政特派员之税警总团的团长。

1936年中央军事委员会鉴于将来对日作战的需要,决定完全接管税警总团。3月,温应星将军奉令调入南京高级将官训练班培训,然后另任他职;3月26日,税警总团团长由陆军第2师师长黄杰中将正式兼任,黄杰将军曾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和日军作战,因战功得到军委会的器重。孔祥熙部长在黄杰接任后的述职晋见时更明确指出:税警总团名义上隶属财政部,实质上仍为国防武力之一单位,一切听命于军事委员会,而非财政部。

黄杰接任后按中央军的实质对总团进行了整顿,将原来的独立步兵营组合改编成第5和第6分团,并设立了两个支队司令部,每个支队司令部管辖3个分团,又从中央体系的部队中抽调干部充实总团的管理,后来在淞沪会战中壮烈殉国的丘之纪上校就是这个时候调入总团任第5分团团长的。

中日全面开战之前,税警总团除了积极整顿训练之外,还负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利用全军最得天独厚的工兵营,进行战争准备的战略防御工程施工;西点毕业的王之在1935年重返税警总团,任总团工兵营营长,由于良好的军事工程教育背景,他负责了这些繁重的工程任务。总团工兵营根据参谋本部的指令,在徐海沿海一带构筑国防工事,此后又在苏鲁交界一带施工,随后又在连云港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参谋本部的多次验收,均予总团工程部队很高的评价。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总团工兵营还负责连云港附近及临洪河口的封锁河道和敷设水雷。

黄杰由于身兼第2师师长和税警总团总团长两职(后来还兼任徐海警备司令,西安事变后更兼任徐州戒严司令),自觉任务繁重难以胜任,曾于1936年7月向军政部请辞并保举老同学郑洞国任第2师师长(郑时为第2师副师长),但未获允准,直至第二年5月,黄杰才卸任第2师师长。黄杰在交卸第2师军务后曾拜见老师顾祝同将军(顾时任西安行营主任),谈及卸任2师师长就任税警总团总团长时,顾祝同还惋惜地认为黄杰应该就第2师而卸总团团长,由此可见当时的税警总团在军委会的眼中并非特别倚重的精锐。

中央接管税警总团后,总团的训练和作战效果到底怎样,很少有人知晓,但很快就有机会来检验这支拿着税警饷奉、据着精良装备的怪异部队的战力了。

1936年9月军委会的秋季演习开始,主要目的是检验在未来的战争中是否有能力阻止敌军在东南沿海抢滩登陆。税警总团(第2师当时因驻陇海线,故亦有参加)在徐海地区的防御能力及措施都成为这次演习检查的重点,以参谋总长程潜上将为统监的将校巡视团亲临现场考察。9月11日,钦差大人一行驾到徐州,才将要考察的具体内容交待:一是考察京浦铁路南段和陇海铁路东段的护路措施,二是检验海岸范围防卫作战的能力,诸如城市防空、紧急疏散、治安维护、通讯维持等等均在考察之列。

税警总团主官先将海州互连云港海岸防御计划详细汇报,随后数日进行了徐州市区防空、两段铁路护路执勤及防护、铁路桥梁抢修、海岸防卫设施建设、反登陆作战等等大规模的演习。在演习结束的总结上,税警总团获得了军委会的嘉奖。虽然事后看来当初的防御计划并未在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有关演习的部队却也予以日军的快速推进意图相当的阻挠。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件突然爆发,从而彻底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方向。13日,全事将领275人联名(黄埔将校为主)通电张学良:…万一执迷不悟,使委座稍有差池,则…誓必不顾一切,悉力以赴,决不与执事及执事有关之任何个人,共戴天日于世,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云云。这个誓言看来并非恫吓,当日樊菘甫的第46军立即进入潼关,将原驻守的东北军全部缴械。12月14日,第2师也包围了驻徐州之东北军1个团,但该团石姓团长当即表示,已自行向军政部通电请求缴械,并已自动徒手集合。同日税警总团原于月初就开始的实战演习立即停止,各部一级戒备,次日各团即乘火车向潼关开进,并迅速在潼关周围展开布防戒备,直至26日事件得以解决,各部才稍微松一口气。

1937年1月,杨虎城在元旦阅兵时声称,将联合红军贯彻主张,并随后派代表赴京要求边区政府特殊化,国民政府以统一之国土何来边区政府予以拒绝,并成立西安行营处理西北军政事务;军政部要求杨虎城、于学忠等自请处分,杨虎城随即调动部队作抗命准备,红军所部也积极配合。1月6日,国民政府只得将才撤销8天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原为应付西安事变临时成立)重新恢复;其中黄杰任讨逆军中央纵队指挥官兼潼关警备司令,税警总团又开始处于戒备状态,布防于华县及渭河南岸。

1月13日杨虎城自命联军总司令,任命孙蔚如、廖澄流、王以哲、于学忠、、彭德怀等人为第一至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各集团军纷纷集结调动,红军所部还向甘肃(即大名鼎鼎的西路军)、山西方向跃跃欲试。顿时间原本已经够喧嚣的中国大地突然好像再添几百只大鹅,呱刮嚷闹、此起彼伏:冀察绥靖的宋哲元在告同志书中声称保卫主权、剿匪剿共;北平救国联合会呼吁召开国民救亡大会;四川刘湘电请蒋委员长早日返京主持大计;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入陕的中央部队停止西进;宁、青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电告拥护中央讨伐杨虎城;汪兆铭发表广播演说教人“怎样救亡图存”;蒙古德王在日本人的呵拍下鼾发大元帝国的黄粱美梦…;而日军呢,当然趁此良机在华北、青岛等地频频滋事。

就这样一直闹到1月30日,中央讨逆军各路纵队分别进展,先后占领谓南、零口等处,又向临潼、西安挺进,杨虎城所部的杨渠统、王劲哉、沈玺亭等部突然遁走河南,宣布服从中央,红军也在甘肃、山西节节失利,杨虎城见大势已去,便宣布接受中央命令,退入指定防区。至二月,虽然部分激进东北军还有所哗闹,但终究不成气候,一场自西安事变后的热闹大戏总算收场。2月底,陕西局势稳定之后,税警总团各部奉令先后回守海州。

3月初,日本海军陆战队1500余众突然登陆青岛,韩国浪人流氓也趁机在胶东大肆走私胡闹,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先生电呈中央请求援助。在当时的形势下,军委会考虑到明目派兵只会徒增纷扰,如果以缉私为由派税警总团增兵青岛则天经地义,但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向来有如土皇帝,未经得他的同意重兵过境则可能引起纠纷,为此,税警总团长黄杰经过安排,还先拜见了韩复渠青帮的老太公张景瑚老先生,再拜会了韩复渠,经得韩主席的同意之后才在总团中抽调第3(刘天绍团)和第5分团(丘之纪团)出兵青岛。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怪事听起来好像刘兰芳讲三国,然而当时中国的积弱却由此可见一斑。

4月6日,总团的两个分团开到青岛,考虑避免不必要的事端,两个团分别驻在远离市区的郊外。还在出发之前,黄杰就亲自召集两个团排以上的官佐介绍青岛形势,并强调纪律和注意事项,要求部队绝对服从沈鸿烈市长的指示和命令。随着税警总团的入驻,青岛一带的走私立即得到有效遏制,随之日人也开始警惕,在青岛发行的《朝日新闻》上大肆渲染税警总团是一支纪律恶劣的杂牌土匪军,叫日本侨民千万小心遭到奸淫掳掠。

当时日军除了刚登陆不久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还有一个战车大队和大队,另外还有一万五千余配有枪械的民兵,各日资工厂都有武装保安。日本在青岛有数十亿日元的财产和投资,但日本侨民分散在市区各处和中国人杂居。

税警遵照沈市长的指示,公开时常和日人应酬交往,平时绝少与市政府官员联络,暗地里却组织学生军训,还将全市目标要塞、制高点等炮射诸元仔细测绘,并秘密夜间化装成民工在扼要地点构筑作战工事。考虑到长城抗战时日军对中队的鬼头刀体会深刻,税警总团在公开的操练中有意加上了大刀舞,不时还有意无意做出一付亡命无知的状态,加深了日侨日军的惧恶印象。

7.7事件爆发以后,税警总团立即开入青岛市区,迅速占领全市各制高要冲位置,随后背着鬼头大刀周街巡逻,见了日人后还故意解下大刀,画符似的上下乱舞,摆明一旦开战,先拿尔等祭刀,吓得日人无事不敢上街,甚至央求中国邻居:好歹都要看在远亲不如近邻的份上予以保护。日本领事多次向市政府均不得要领,最后搞得沈市长实在不耐聒噪,大声怒斥:税警乃中华之武装,在本土执行公务关尔等狗屁相干…!全面战争以后沈市长干脆公开宣称:现在华北和上海已经开战,税警总团决意死守此地,誓与青岛共存亡!一旦本地发生战事,本市长绝对不能保证贵国侨民之安全云云。

话又说回来,并非驻青岛日军不善打斗,但考虑到数万侨民的安全和财产,硬来肯定吃亏甚重,于是乎要求所有日侨8月30日前撤离青岛,下旗归国。

青岛中日纠纷还有一段有趣的尾声,在中队抗日作战失利之际,义愤填膺的沈鸿烈将军下令撤退之前将所有日资日侨财产全部焚毁;据说许多日人得知辛苦一辈子的财产家业,竟然被自己一贯所看不上眼的支*那(军人)付诸一炬,顿足捶胸,痛悔无名。

战争全面爆发得有些突然,6月下旬,许多主力作战部队的高级军官在庐山参加军委会举办的暑期训练团,训练团7月4日才正式上课。7月10日上午,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在庐山奉命晋见军委会委员长,被告知将有作战任务,要马上返回驻地,作好开拔准备;并被任命为第8军军长。黄杰随即下山返回海州。

9月15日,总团全部主力奉命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以第一支队(司令何绍周)所属的1、2、3分团为第一梯次,首先出发,总团部和6个独立步兵营为第二梯次,紧随开拔,第二支队(司令王公亮)所属的4、5、6分团作为第三梯次断后。由于工兵营事先负有构筑赣榆以及鲁苏交界等处的国防工事的任务,被留守海州,未随大部队赴沪作战;但却无意中保留了这支宝贵的工兵单位,否则按后来战事酷烈的情况,肯定也会损丧殆尽。

虽然大部队9月15日才开拔,但实际上两个支队的有些部队已经于月初赶到上海参加作战,例如第一支队的先头部队已于9月13日深夜到达南翔下车,第二支队的第5分团(丘团)更于月初就从青岛开拔,已在上海作战。

当时战场的混乱和剧烈程度可能是没有亲历的人难以想象的。由于战斗惨烈,第一期在淞沪作战的部队伤亡重大,前线部队补充困难,就干脆直接派专人在各处车站等候,只要有新到队伍抵达,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了就往自己的部队补充,从而加重了建制的混乱,估计丘团就是这样一到就被拉入参战,甚至来不及向总团报告,所以在劳声寰将军(时兼任第5分团副团长)的回忆中称初时第5团是“救火队”。何绍周将军的先头部队还比较狡猾,没有立即被88师的附员引走,由于敌机轰炸剧烈,部队天明以后立即在南翔车站附近的丛林隐蔽待令,直到第二天团部的主力到达,才依照中央作战军司令部的命令投入战斗。

通往上海的各条铁路拥挤不堪,还不时停车躲避空袭,税警总团的主力部队就这样走走停停,直至9月30日,大部队才下车到达小南翔集结,但断后的第6分团仍在铁运之中。当日夜,税警总团被划归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实际上只有第九集团军,辖第3、18、36、61、87、88等师)节制,各部立即受命部署,第一团位于苏州河北岸新泾镇至新闸桥一线构筑工事警戒;第二团于彭浦镇附近的乐益山庄至晏摩女校占据预备阵地;第3团调归88师指挥;第4团到江桥镇附近待命;第5团于大场镇附近的郁公庙集结待命,总团司令部(也是第8军指挥部)置于洛阳桥南侧的潘家巷。同日,原集团军直辖的第61师划归第8军节制。61师早以保安团的名义在上海驻扎,在8月9日的日海军陆战队中士(一说是中尉)大山勇夫擅闯虹桥机场被中队格杀事件就是该师士兵所为。钟松师长及所属旅团长都是黄杰原第2师的旧部。这样,加上税警总团,黄杰的第8军才有了军建制的实质。

税警总团的参战,实际上始于淞沪会战的守势期(第二阶段),当时中央作战军(淞沪会战9月以后的态势)负责南自上海北站,沿淞沪铁路北至吴淞口一线师孙元良部,中间是宋希廉的36师,左翼是王敬久的87师。在一个多月的酷烈战斗正面之敌始终无法突破淞沪铁路。8月下旬,日军利用海空优势在吴淞和川沙口登陆,经过苦战和大量伤亡后于9月28日攻陷罗店,进而打算从左翼作战军和中央作战军的结合部蕴藻滨一带侧击突破,不但可以切断京沪铁路,还可将中央作战军合围;这样,蕴藻滨一带就成了继罗店之后的血腥铰肉战场。此后中队的作战正面就变成了南北走向,以蕴藻滨两岸为前沿,以走马塘北岸的大场为中心,以苏州河两岸为第三道防线。

淞江在嘉定南侧的黄渡镇分为两条支流:北侧的一条就是蕴藻滨,全长30多公里,向东偏北在吴淞口南侧汇入黄浦江;南侧的一条就是苏州河,在当年的公共租界,今天的中山东一路口进入黄浦江。苏州河南岸就是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市区。虽然今天的蕴藻滨臭水滚滚,成为上海环保治污的重点,但它却因当年的淞沪会战,和八字桥、汇山码头、罗店、四行仓库等地名,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青史之中。这是一条宽不过20至50米左右的河道,有些地方还可以航行驳船,两岸地形低洼,沟渠纵横。对于当年在南岸防守的中队来说,河道正好作为天然屏障,而且在这一带作战,日军占优势的坦克很难充分发挥。然而,构筑工事非常困难,几铁锨下去就有地下水渗出,加上当年的10月间,连绵的秋雨使得原野到处泥泞一片,部队作战经常都是卧伏在烂泥和腐尸之中,从而攻守双方的战术重点就集中在这一带许多大户人家的住宅。这些住宅中不少原来还是豪华别墅,为了抗敌事先征用,并用钢筋水泥牢牢加固,成为支撑防线的据点。这些牢固的据点,甚至抵挡住了日军的反复轰炸和炮击,但却也为自己后来的反击带来了重大的牺牲。

9月29日,日军企图利用宝罗公路的运输便利,将中国守军的右翼打开楔子,从而一举突破蕴藻滨南岸,但遭到了以87师为主的顽强抗击。战斗持续到10月1日,日军虽然已有两千多具尸体成功地留在突破范围内,但楔子碰到了石头,攻击以失败告终。然而87师伤亡也很严重。

10月2日5时,日军将攻击矛头西移,第9师团在重炮和航空火力掩护下,向蕴藻滨北岸陈家行至唐桥站(沪太公路之一车站)大约7公里宽度的正面再度发起猛攻。至上午9时左右,87师伤亡过半,原在走马塘一线构筑工事的税警总团立即奉令接替87师防守阵地,第一支队和61师的部队向日军发起反击,击溃了日军步兵的进攻,巩固了蕴藻滨中段两岸的阵地。至下午3时,日军再遣第3师团增援第9师团,向蕴藻滨与杨泾(河)交汇点右(东)侧的陈家行至黑大黄宅处约3公里宽的正面集中突击,并以密集的延伸弹幕,在气球兵的观察和指引下,遮断中队的后援。

防守阵地上的中国将士,以尸体依托作为临时工事(原来的工事早在狂轰滥炸之下成为焦土),以枪口上的刺刀近敌逼身肉搏,以血肉模糊身躯上的集束手榴弹与勇猛的敌人同归于尽,人人都在为自己将要付出的生命索取最大的代价…

至下午7时许,日军花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在陈家行附近突破蕴藻宾北岸的阵地,并强渡蕴藻宾,向大场方向压迫。此时蕴藻宾北岸只剩税警总团第2团(?)的一个营还在固守唐桥站;坚持战斗到3日凌晨,黄杰命令第61师增援,钟松师长派362团的2营过桥援助,固守这个桥头阵地直至4日才全部撤回南岸。

10月3日,大批日军涌过蕴藻滨,南岸各处阵地敌我交错,双方在各支撑据点反复争夺,税警总团的严宅及曹宅据点失守,黄杰将军命令炮营集中所有卜福斯山炮(至多6门;瑞典卜福斯公司产品,1930式,口径75mm)向敌猛轰,并调动预备队向敌逆袭,于下午2时左右夺回严宅及曹宅阵地。然而不久,日军再度集中重炮向严宅轰击,又以步兵猛烈反扑。日军士兵虽然凶猛如狼、前赴后继,但死守严宅的百余名税警官兵尽管遍体鳞伤,却仍在断垣瓦砾中殊死奋战,还数度以白刃肉搏杀退敌人勇猛的冲锋,至入夜,全部官兵英勇殉国,为自己那多灾多难的国土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此后两日,多次组织突击队,利用夜间或日军炮火间隙,向突入蕴藻滨南岸之敌逆袭,予日军重大杀伤,使其不能在南岸顺利建立桥头阵地。

10月6日接近正午时刻,蕴藻滨南岸第8师(陶峙岳部,直属第15集团军司令部辖)阵地被日军突破数处,朱绍良总司令和军事委员长先后电话命令黄杰即刻派兵增援。黄杰赴前沿和钟松及陶峙岳晤商后,随即令税警第4团和第5团驰援。两团人马顾不得隐蔽,于光天化日之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分头向陶师阵地侧击,仅在在进发过程中就有相当的牺牲(黄杰在作战日记中有“损失自属不赀”的记述)。第5团奋勇当先,在陶师守军的配合下,于夜间8时将突入的日军全部消灭,并缴获日军坦克(数量不详,估计1至数辆)。这样的战果在当时是可以获取赏额不菲的奖金的,但战功后来可能被第8师全部独揽,为此劳声寰将军在几十年后都还耿耿于怀,大发“…俘获坦克战利品可耻陶师竟揽功…”的牢骚。第4团在侧击西塘桥日军过程中,第1营迷途误入谈家头方向,恰适第16师(彭松龄部,隶第15集团军辖)位于该地的右翼战况危急,该营当机立断就地加入战斗。从这些具体作战的几个侧面,可看出税警总团平时的训练素质相当之高。

几乎整个10月间,蕴藻滨一带都处于酷烈的拉锯激战中,日军虽然持有绝对的炮空火力优势以及相对优秀的作战技能(日军仅在战斗损员补充的数量和质量上就优于中队),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第9师团自登陆以后士兵就几乎全部补换),但始终无法在南岸取得值得称道的进展。中队将士拼命,寸土必争,各级主官都在第一线督战;阵地被突破,立即设法组织逆袭或侧击,据点白天失陷,夜间再奋力夺回,损失严重的单位撤回二线稍微重编,就立即补回一线作为其他单位的预备队,迫击炮摆在一线使用,战斗之酷烈语言难以描述,仅以第1军为例,在持续一周的战斗中就伤亡过半,胡军长却死顶不吭气,直到战区副司令长官知道后调部队换防时才说:再不接替,本座就要拿枪到一线顶缺;但很快该部又上前去接替其他部队。士兵们通常每日只能在深夜进食到一餐热食,平时只能利用战斗间隙,匆忙地将后方童军自愿冒死送来的继光饼之类的干粮胡乱塞进口里,有机会倒地而睡更是一种极奢侈的享受,人们对于包括死亡恐惧在内的所有痛苦都已经完全麻木,但仍然保持了激昂的士气。尽管伤亡严重并得不到及时的补充,部队建制还经常被临时拆开他调,指挥系统也时常出现紊乱,比如税警总团在10月9日至10月15日不到10天内就两次变更隶属,从第9集团军划到第19集团军,又从第19集团军划回第9集团军,第61师也解除了第8军的配属,此后第8军只有税警总团的兵力(还缺第3团),但总团仍然基本坚守住了自己的防线。

10月21日夜间,乘桂系增援部队5个师抵达之后,立即在蕴藻滨南岸区域发起了全面的。然而不幸的是,打得太过匆忙。新到的桂军虽然吃苦耐劳,纪律严明,在内战中堪称劲旅,但部队杀敌心切,从上到下都很轻敌,在截然不同的敌手和前所未闻的炮火优势中强行冲锋,虽然士气高亢,视死如归,但立即遭到大量的杀伤。收效甚微,却白白断送了锐气。日军在顶住中队的之后,趁锐气大伤,于22日以6个多师团再度全线进攻,当日夜,大场在优势日军的侧击猛攻之下失守,守军第18师师长朱耀华将军饮恨自裁。大场的失陷,立即使得蕴藻滨南岸防线的左后侧被撕开一道缺口,全线溃退,税警总团向苏州河南岸退守。

10月29日,军委会委员长兼战区司令长官亲临淞沪前线视察,再一次表达了中民不惜牺牲、抗战到底的决心。30日,日军在猛烈的重炮火力掩护下从多处强渡苏州河,税警总团刘家宅阵地危急,总团长黄杰亲自到前线指挥,由于敌我众寡悬殊,守军伤亡重大,战区司令部鉴于形势,令刘家宅守军逐次撤出阵地,黄杰令伤患者先退,余下交替掩护后撤,并自己带了一个连殿后;至深夜,日军终于在两千多人阵亡的代价之下攻克刘家宅。次日,第36师所部曾想趁敌立足未稳进行逆袭,但日军已迅速利用原的现成工事防守,反击未能收到效果。11月2日清晨,大量日军在航空火力掩护下再度向苏州河南岸税警第5分团的阵地猛烈攻击,第2营营长李高仑战死,第一营营长朱恺仁和第3营营长罗敬持均负重伤,团长丘之纪上校亲率直属连反击,也立即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黄杰急令第4分团团长孙立人率部驰援,并严饬要将丘团长遗骸夺回;后第5分团副团长劳声寰带领24名官兵,拼死奋战一个多小时后才夺回团长的忠骸。丘之纪将军的遗体后来葬入南京汤山永安公墓。此后税警总团已严重损耗,但始终未能得到及时的补充,部分高机和平炮等重武器还划归了第1军。胡渣满面的黄杰将军严令全体官兵必抱战死决心,轻伤或凡能伏地射击者全部不予后送,所有非战斗官佐杂兵一律持枪参战;好在这些非战斗成员平时就多经严格作战训练,故能迅速熟练地立即投入战斗。就这样,税警官兵裹伤抱病、忍饥挨饿;白刃冲杀、刀劈石砸,仍然顽强地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在参战一个多月中,税警总团阵亡各级官佐190名,士兵4143名。若按伤亡比3比1计,在战斗中全总团还有近1万五千人负伤;第2支队代司令兼第4分团团长孙立人上校也身中13块弹片(后经薛老军医验过)被黄杰派人送入租界医院;总团18位战斗营营长中战死4名,负伤13名,其中不少人还多次负伤。此统计还未包括作战中配属第88师的税警第3分团。

11月7日,鉴于税警总团损失严重,战区司令部命令总团逐次撤退至昆山以东的青阳港附近整理。9日,总团在西撤过程中接到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的命令,迅速开到青浦,协同其他部队阻止日军前进。税警总团占领阵地后左右两翼部队却未到位,日军即从总团防线两侧绕过西进,顿时使得总团陷于孤立突出。由于通讯混乱,直至夜间9时,张发奎总司令才急令税警总团迅速脱离战斗后撤,到昆山以南的茜港建立阵地。黄杰令第6分团展开并向日军发动佯攻,其他部队则迅速逐次脱离战场,开赴茜港。不久第6分团也在佯攻之后趁敌疑惑之机脱离战斗归建。

税警总团在茜港建立阵地之后不但得到了物资补充,还在掩护作战中稳定了其他从上海溃退出来的部队。此后就这样打打停停,虚实交替,总团利用自己的残余力量,前后一共三次掩护了大部队的后撤,最后和第87、88、36、18等师交互掩护,于12月1日撤到镇江。此后,奉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命令,总团于12月3日全部渡过长江,担任江北沿岸警戒,1938年初又调到安徽阜阳一带整补。

淞沪会战以后,残破的税警总团的财政来源也出现了问题,由于总团已划归第8军,财政部认为其开销费用应由军委会负担,因而断绝了原有的拨款;但军委会却因战事紧张,一时决定不了是否应将税警总团保留,或者彻底改编为陆军,也没有予以足够的款项。这种状况一直拖到1938年2月3日,军委会在顾祝同将军等人的催促之下,才正式决定将税警总团改编成陆军第8军第40师(暂隶第17军团节制),现有官兵重新编成3个步兵团和一个补充团。

总团改编成陆军后对原老税警出身的官佐影响很大,陆军战时只能发缩水的国难饷,而税警却一直照原有的奉饷全额发放,这样一来收入明显少了一大截,此外中央陆军的管理风格也和老税警完全不同,于是许多老总团的人员都纷纷脱离第40师和第8军。

按理说,本文所记的财政部税警总团,在“享”年7年零4个月之后已经于1938年2月正式“寿终正寝”;但总团的血脉却仍有多向的承袭,除了上述的第40师之外,还有一重要的分支就是孙立人将军于该年初在长沙组建的缉私总队。

1938年2月,孙立人将军伤愈后从香港返回武汉,由于历来和财政部关系密切,孙找到孔祥熙部长。鉴于原税警总团已在淞沪会战中损耗殆尽,财政部有意重组直辖缉私武装,孙立即成了重组的最佳人选。孙立人自留美回国以后一直很得财政部的器重,却对中央陆军颇为不以为然,有此良机自然马上辞去第8军为他保留的“高参”(?)职务,立即赴往长沙,利用清华内迁后的旧校址招兵买马,重组财政部拟名的“缉私总队”。

8月,国府放弃武汉,尚在组建中的“缉私总队”内迁贵州都匀,此后许多原税警总团的“老”人都希望重温老总团的风光,纷纷再投孙立人麾下,如象后来的李鸿中将(当时从第4分团第1营机枪连连长升为第40师204团第2营营长)、贾幼慧上将(原总团炮营营长)、唐守治上将(原总团第4分团第2营营副,改编后被黄杰调任102师609团团长)等人,又恰适老军长黄杰因归德之战失利正在吃官司,便先后离开第8军来到都匀报到。

很快,缉私总队的主力骨干配备齐全,4个团的架子搭了起来,孙立人又把原清华的同窗,美国诺维奇军校海归的齐学启将军从溃散的上海保安总团中拉过来当副手。1938年12月,财政部正式委任:孙立人为财政部缉私总队总队长,齐学启为副总队长,贾幼慧为总队第1团团长,唐守治为第2团团长,葛南杉上为第3团团长,李鸿为第4团团长。

虽然孙立人和财政部关系密切,但一直怀有杀敌报国的壮志未酬之懑,压根心底里对“大头绿衣吹哔哔(哨子)”之类的缉私警务毫无兴趣,因而继承了老总团拿着薪饷、干着陆军勾当的传统,以纯粹的步兵野战课目调教这支“缉私”总队。也许财政部考虑到国难当头,因而对孙将军从一开始就“不务正业”的训练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逐渐,这支部队又扩建到6个团,训练素质也逐渐恢复到步兵的精锐之师。

1941年12月,财政部成立缉私署,由对警务熟悉的戴雨农先生兼管负责。新官上任,戴署长自然想到要看看这支已归缉私署管理的警队。视察期间,缉私总队向上峰官员显示的都是些与警务工作不着边际的打打杀杀,加之孙总队长个性强烈,桀骜不驯,自然使得戴兼署长对这支将要直辖的警务部队颇多微词,但孙将军我行我素,毫不在乎,并认为主管上峰对军事外行,还对视察官员不愿骑马嗤之以鼻。

孙立人一心只想驰骋疆场,多次游说重庆要求率部作战,这种别扭一直闹到1942年初,通过军政部何应钦部长的协调,军委会最后才决定将缉私总队的第2、3、4三个团改编成新编陆军第38师。从此孙将军得以和大头警务一刀两断,遂了多年的夙愿;但仍然对不能将自己精心调教的野战全部带入战场而长久耿耿于怀。

1942年2月28日,孙立人率领新38师誓师都匀奔赴缅甸,再度开写了承继税警总团抗日血脉的新篇章,最后一举成为中队光辉战绩的样板而名垂军史。

孙立人没带走的缉私总队第1、5、6团后来由留学炮兵的贾幼慧带领调往四川,由缉私署改编成盐务总局税警总团步1团,后又改编为财政部缉私署税警第1总团,真正的干起缉私警务来;不过国府似乎对一直干的都是炮兵专业的贾幼慧是否警务的恰当人选显得颇欠考虑,直至抗战胜利后缉私署被裁销,老税警总团的血脉再度被财政部更名为盐务总队,后来还逐渐演变成为今天内政部警政署保安第三总队。贾幼慧将军也于1945年被孙立人召回,担任新1军的副军长

有关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历史资料,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传世的似乎不多,关于它的活动以及变迁的情况,只是在其他题材的史料中有零星记载,幸得黄杰将军自年轻时就有日记的习惯,为后人了解税警总团在全面抗战中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黄杰接手总团的时候已经是1936年3月以后的事,当时作为第2师师长兼税警总团团长,黄杰要料理的事务太多,因而无法,也不可能在每日的日记中全面详细地反映出总团的方方面面。

纵观历史,由于某些原因,国内许多学者都有贬国民政府,褒地方偏支,贬中央军,褒杂牌部队的意识惯性,这点甚至在百花齐放后的八、九十年代的许多文史著作中都仍有顽固的体现。笔者并非因此就有意要矫枉过正,振臂高呼大家要褒国民政府,贬地方分支,褒中央军,贬杂牌部队;但却认为,要真正想考察历史事件的,首先应该将它还原到当时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中再加以分析考证,这样或许受骗上当的机会少一些。

原新38师军医薛庆煜教授写了一本《孙立人将军传》,此书在考察抗战期间中队在东南亚作战的细节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由于对税警总团的兴趣,笔者曾仔细拜读了薛教授的大作,老教授能在几十年后都不为环境变迁而因势利导,仍然怀着真挚的热情追思老长官的业绩,着实令人钦佩不已;加之老教授系协和医学院出身,而笔者念书时得益匪浅的几位恩师也是老协和出身,不由得更对薛老教授油然起敬。但薛教授文中有关税警总团的记述,也许因为教授当年投入孙立人将军麾下已经是1938年以后的事,却似乎有些不太客观之处。由于薛教授的大作颇为世人重视,许多有关文章都毫无保留地从中加以引证,因而笔者斗胆在此提出某些质疑,供专家和同好商榷参考:

薛教授的文章中认为黄杰接任总团长后,第4团(孙立人团)训练成绩最好,却经常受到“挑剔指责”,而第5、6团成绩最差,却总是受到“表彰”,只不过黄杰顾忌孙立人和宋子文的关系,又找不到孙的差错,所以才“未能将孙去掉”。

孙立人是老税警总团的干部,而第5团丘之纪团长是从教导总团调来的“中央军”干部,在当时的情况下相互彼此不服气应该合乎情理,但查考税警总团的历史,两个分团长期同处的时间并不多,因而这种矛盾大到何种地步应该极其有限;事实上,种种资料表明,当时的中央政府也曾力图消除“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而后人却对这类矛盾往往刻意加以扩大。老税警第5团副团长劳声寰将军的回忆中只字未曾提过与第4团曾有任何不和。即便确实曾有不和,可能也绝对到不了要使得黄杰“去掉”孙的程度。此外在孙立人本人的回忆中也含有颇多的贬低第5团和老长官黄杰的情绪化词句。相反,在黄杰的作战日记中对孙却不曾有过任何不满或歧视,口气中还颇有尊重意味,在11月3日苏州河南岸的战斗中孙立人负重伤,黄杰立即令人将孙送入租界医院抢救,在当时战斗无比酷烈的情形之下,黄杰还于次日(4日)不忘命令副官处处长王石风和稽核处处长黎度公带了五百元现金前往医院代表自己慰问孙立人。而在薛教授的著作中称黄杰对孙不闻不问,只是11月6日下午派一副官到医院告诉孙立人,部队要撤退,还不回答孙的询问将要撤往何处,放下五百元后便匆匆离去云云…,笔者认为此种看法显然不合事实,但却可以提示:1.孙确实对中央体系的干部非常不满,而且将这种不满影响下属;2.对于曾经生死共患的战友,即便意见向来不和,孙的气量似乎不够大度,这种个性特点在后来的内战中(比如和杜光亭的矛盾)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不可否认,孙立人是卓有贡献的名将之一,但也应该看到,孙自从调往税警总团之后,一直颇得总团和军委会的器重。或许,苦于作战的黄杰若是能像宋子文那样地对孙氏关怀,派专机将他送往香港治疗,并且事后还送了1500元(3倍于穷光蛋陆军的慰问金呵)作为路费的话,孙会不会在回忆中的口气将友善得多呢?

薛教授的书中形容第5团贪生怕死,对丘之纪的阵亡也认为是咎由自取,这种看法明显是受到孙立人的回忆的影响,或是事后在与孙立人的交往中听来的一面之词。第5团在青岛和日军斗智斗勇曾很得沈鸿烈将军的赞誉,而沈将军并非中央体系的干部。此外,从劳声寰的回忆中给人的印象却是,丘在战斗中经常身先士卒,平时对部下也很是体贴,在11月2日的战斗中丘氏就是自己亲率直属连反击时英勇战死,倘若丘系那种贪财怕死之辈,想来劳声寰不会冒死都要将丘的遗体夺回。

在淞沪会战那种惨烈的情形之下,一个单位参与的战斗任务的艰巨程度,很大权重上可以用武器弹药的消耗和阵亡率来间接衡量,从下列对比中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淞沪会战期间税警总团第4团和第5团伤亡及武器消耗情况对比:

在假定两团的人数和武器装备相同的条件下,笔者用方差检验对上述各项作过比较分析,除了重机枪消耗一项两团没有显著性差别之外,其他各项均显有意义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也许可以提示:1.第5团可能参加的战斗次数较第4团多;2.第5团的迫击炮弹消耗比第4团少,可能该团处于运动作战中的时间比第4团长,因而认为第5团比第4团怕死是没有道理的。笔者个人认为,两个团都在作战中做出了英勇的贡献。

薛教授在文章中还提到孙立人伤愈回到武汉时曾拜见黄杰,黄杰对孙非常冷淡,“连连打呵欠…”,并且第二天突然不辞而别;但具体会见的时间没有指出。按时间表,孙是1938年2月间回到武汉的,而在淞沪会战后至当年6月10日之前,黄杰一直都在忙于训练和作战,就连4月22的母亲病逝,想请丧假都未获批准(黄杰事后才知军事委员长曾派专人到他家慰问吊唁)。5月底,第8军因临时配属的168师(原老广兵第64军所属)在归德作战中擅自撤退,使得主官黄杰被撤职查办,勒令于6月10日到武汉军法总监部接受审讯。如果孙立人当年在武汉确实见到黄杰,应该只有6月10日至30日这一段黄杰受审期间。原税警总团司令部的参谋郑殿起先生当时在黄杰身边,正为黄呈交军事法庭的申辩材料编写归德作战报告,但他没有提到黄冷淡孙的事。然而可以推测,当时的陆军中将,前第8军军长黄杰是什么心情,突然见到自己的旧部下又会是怎样的尴尬;自己的前途甚至生死都未能卜知,是否还有心情领略老战友久别重逢的兴致就可想而知,但孙立人似乎对此很不理解。总之,两位后来的陆军总司令之间的私人关系,看来实在令旁人难以揣测。

财政部税警总团虽然只有7年多的短命历史,从始至终它那名不符实的特性使得人们产生好奇,而它内中错综复杂的变迁却又留下了许多谜团和误解;尽管它可能会长期被历史所忽略,但它却是最早向侵略者奋起反击的单位之一。

税警总团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中所流过的大量鲜血,所建立过的不朽功勋,虽然至今世间仅有隐约的耳语,但却永世值得炎黄子孙挥泪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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